1974年，我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留校了。留校以后，按照党的指示，我没能做教师，因为那个时候北大数学系正处在教师和管理干部青黄不接的时期。留校以后，我就服从党组织安排，做计算数学专业的党总支书记。这一做，我就做到了1977年。
1978年，中央电大开始筹备组建，我的心就不太安定了，毕竟读了那么多年书，就一辈子做党务工作有点儿不甘心。不是说党的工作不重要，确实很重要。我就想调离，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系主任丁石孙，后来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我们的党总支书记是马树孚，后来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几位系领导轮流找我谈话，说服我不要有调离的心思，留在北大组织要培养我，准备让我接任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那个时候任命已经报到党委了。
我一听这更走不了了，但我离开北大的决心已定，正在考虑去向的时候，正巧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组建中央电大，我很快获得了这个信息。组建电大的人事干部是潘桂苓老师，她到北大去请求支援，请数学系支援教师，这是一个机会。当时，我们数学系派了两位教师，那其中肯定没有我。我得知这消息以后，第一个感觉是，电大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但究竟电大是做什么的，我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我骑上自行车就从北大到了教育部五楼的电大筹备处，到那里正好见到了方铁同志，他微笑着接待我，表示欢迎我来工作。
我向潘老师了解了电大的筹备情况，一个很突出的感觉就是，电大将为千百万没有机会踏入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包括上山下乡返城的那些知识青年，提供高等教育。我心里头觉得可真是件大好事，我应该为这所大学的建设出点力才是。回到学校我就找丁老和马树孚书记谈话，说离开北大我意已决。北大给了我学习的机会，也使我的工作能力在四年的党支部书记这个岗位上得到了提高和锻炼。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强的信念，我进北大读书是作为工农兵学员第一批，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被选送来的，可以说是千里挑一。那我为什么要来电大呢？这是很朴素的一种感情，我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有机会踏进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北大学习，同时，也很荣幸地留校工作。我获得了在北大这样一所名校里当教师，包括做管理者这样一个机会。然而我更多的兄弟姐妹，我当时的同学，我的战友们，他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电大当时组建，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它能够为千千万万的中青年提供学习机会。有的回城青年已经不年轻了，他们能够边工作边接受高等教育。当时电大叫远距离教育，现在与国际接轨叫远程教育。如果我能够作为电大的一员，能够尽一份力，那将是一件多么好的事。而且，从我个人角度说，我比较喜欢新鲜事物。我想北大人才济济，不缺孙美春一个人，就这样，我以自己的真诚说服了系领导，他们同意让我调到电大工作。1978年11月份，我踏进了电大，当时还未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叫电视教育筹备组。我的工作证号013号。
我当时看到的电大，没有自己的办公环境，第一个办公用房是从教育部借的。在教育部院内一栋办公五楼的一个大房间，所有的人都在那办公，我们早来的就在那里办公。没过多久，来的人多了，学校就租用了实验中学的一部分校舍，也就是现在实验中学四楼的一层楼，我们所有来的教师都在这层楼上办公。
我到电大报到以后，那时候人事工作安排，比较尊重个人意见，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工作经历。潘老师问我，你看你是喜欢当教师呢？还是喜欢做管理？我说我喜欢当教师。可以说，我到电大以后，是从一个普通的教师开始学习远程教育的，这次工作转岗又让我进入一个全新的学习领域。
我在数学组当专职教师到1982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的组织观念比较强。我离开北大是因为自己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我到了电大就觉得自己能按照个人愿望做教师了。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能做教师，我觉得这个大学没有白读。因此到电大我选择了当教师，也没有想过再改行。
然而，随着电大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电大的教学管理工作任务逐年加重。比如说承担教学管理的教务处应运而生，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设。教材处、理工处和文科处，这些处室都随着远程教育的不断发展，招生量的持续增加而组建的。现在已经退休的牛振冬副校长找到我，当时他还是理工处的处长，他约我谈话，说“美春，我跟你商量，我希望你能到理工处来工作。虽然你是数学教师，可能对于电大事业的发展来说，管理工作要比做教师更重要。”
在牛校长的诚意相邀下，我在1982年到了理工处。当时牛校长有一个说法，说我到了理工处，在做好教学管理工作的任务之外，仍然可以担任教师工作，那时叫双肩挑。
我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从事教材的安排及管理工作，后来因为业务量在不断扩大，学校又成立了教材处，我又到了教材处，在教材处的工作和在理工处的工作是衔接的。在教材处内设立了文字教材科，我们的任务就更重了。文字教材科的工作主要是与各出版社打交道，安排各学科课程用书计划，文科理科统管，全校所有的教材都统归到教材处管理。
我转到继续教育工作是在1989年，也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谢新观校长找到我，说“美春，你看，咱们学校继续教育任务越来越重了，需要有人来做，你做过教师，又组织过课程制作，教材建设和组织管理也做过，我们觉得你去比较合适。”所以根据工作需要，我在1989年调到教务处。当时教务处有四位处级领导，两位分管学历，两位分管非学历，那个时候叫继续教育办公室。
校长找我谈，让我到继续教育部门，做继续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在继续教育办公室任副主任，对这项工作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电大做了管理工作了，所以我的眼界就不仅仅是我管的那个数学课。在教材管理过程当中，我看了不少相关资料，我们国家的“继续教育”名词的引入，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说几乎和电大创建是同步的。
进入继续教育领域，我自己感觉，最初离开北大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就是为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尽我自己一份力。这次战略转移令自己很开心，我在离开北大的时候，有些老师劝我，说“美春你上电大干嘛呀，会累死人的！”那么大家看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好像离疲倦还有一定的距离吧，我认为辛勤的付出会与快乐同行。
我认为如果说是一项美好的事业，奋发向上的事业，不管人在哪里，只要你热爱它，你喜欢它，都值得你为之去奉献，去战斗。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去努力工作、奋斗，是幸福的。
我来到电大，感受最深的是，一个人的能力永远触不到边界。因为这个平台实在太大了，这个舞台也太大了，可以让你把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经过奋斗演出你最希望演出的生动剧目来。喜欢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人来电大工作不会后悔，而会感到职业生涯的丰富多彩。
故事涉及的人物信息：
[1]丁石孙（1927.9--2019.10），男，江苏镇江人。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数学系主任、校长，北京市数学学会理事长，第六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2]马树孚（1937-2016），男，河北容城人。曾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副校长等职。
[3]潘桂苓（1933--），女，江苏南京人。1950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1978年10月调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从事组织人事工作，曾任人事处处长。
[4]方铁（1924.2—2009.10），男，河北人，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毕业。1978年5月调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1980年4月起任中央电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5年2月起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社长。
[5]牛振冬（1937--），男，安徽砀山人。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5年毕业后进入高教部工作，1971年到西安交大工作，1978年调回教育部，1981年春季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1985年2月起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
[6]谢新观（1934--），男，辽宁大连人，1958年东北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逻辑研究班毕业。曾先后担任江西省赣州地区教育局长，江西省教育厅长等职务。1986年12月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1988年8月起主持学校工作，1990年2月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